揭秘中国失败项目背后的利益博弈：“东锭西移”当年为何成空？巨额投资付诸东流，计划经济下的又一笑柄
说个故事。
作为一个宏观调控能力极强的国家，我们有过非常多的跨地域计划，南水北调、西气东输、东桑西移、东糖西移，还有现在的东数西算。
这些计划看起来都很成功，实现了各地资源的互补。
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些计划的成功，是来自于一个失败计划的经验。
这个项目叫“东锭西移”。
纺纱机运作时，会有很多个纱筒在上面旋转，大家应该有模糊的印象。
这个纱筒是可拆卸的，它套在一个固定的金属棍上，这个金属棍叫锭子，所以纺织业通常用“锭”作单位来描述产能。
比如1980年，秦皇岛成立的市棉纺厂有74台细纱机，每台416锭，总共就是3万多锭的生产规模。
我们继续。
1994年的时候，纺织行情遇冷，中国纺织业刮起了一阵“寒风”。但各地寒冷的原因不一样。
在上海、武汉、青岛这些发展久的城市，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和生产结构不合理的问题，生产效益年年下降；
在新疆，作为中国最大、最好的棉花生产基地，新疆的纺织工业却非常落后，到1995年，新疆纺织业亏损4.9亿，整个行业亏损面达到35%。
其中有个问题是棉价，当时中国的物流不发达，运力有限，往往是东部纺织业拿着纺织品订单“等米下锅”，新疆绵农却运不出来，非常影响纺织品贸易“效率”的底色。
并且新疆的“棉贩子”活动频繁，收购运输中层层加价，一车棉花从新疆出来的价格和到东部的价格是天壤之别。
1994年下半年的时候，有专家提出了一个“东锭西移”的想法，把东部地区纺织业初级加工的生产能力转移到新疆去。
这样一是能调节东部地区的生产结构，走质量价值路线；
二是能带动西部纺织业发展，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积累能力。
同时经过初加工后，运力问题大大缓解了，毕竟运一车细纱比运一车棉花经济多了。
这个计划一提出就被各方认可，到1995年上半年就递到北京了。
时任国家副总理的朱镕基非常重视这个计划，这个计划需要大概7.5亿的贷款，他直接要求国家
计委把这笔钱纳入“九五”（1996—2000）里。
1995年3月，“东锭西移”计划正式落地，计划转移规模为50万锭。
其中第一批启动7个项目，共计26.1万锭，由上海、山东、海南、四川4个省市向新疆转移。
转移的具体方式是，转出地和转入地双方合资兴办7家棉纺企业，总投资5.5亿。
这5.5亿的资金，由转出地和转入地出资2.5亿，国开行提供2.7亿贷款，企业自有资金和商业贷款0.3亿。
注意，这个转出地和转入地出资可以是同等价值的厂房和设备，所以不是实际出资，而是以资金作为统计单位。
国开行提供的贷款也不是直接给，是每转移1万锭，就给转入方专项贷款1000万，转入方500万，相当于配套资金。
这7个项目中，转入地都在新疆，转出地为上海2个项目、海南1个、山东3个、四川1个。
这些项目各有各的特色和合资方式，我们就不展开，因为最后没有几个活下来。
记住， 没有几个活下来。
我们说其中最瞩目的一个——新申纺织。
这个项目是新疆石河子市第二棉纺厂（以下简称石二厂）和上海市第一棉纺厂（以下简称上一厂）合作建立的，全称石河子新申纺织有限公司。
石二厂1979年建立，1981年投产，一度是西北地区最大的毛粗纺厂，十年时间里利税收入3.9
亿。后来粗纺市场供过于求，石二厂每年亏损，
日渐衰落，到1995年负债1.2亿，负债率157%。这个时候东锭西移提出，石二厂冲在前面加入
了。最后达成协议，石二厂和上一厂共同出资，建立新申纺织。
具体合作内容为：上海转出3万锭的设备，包括主机、辅机、配件以及各种仪器，并负责设备的拆卸、运输、安装调试；新疆提供厂房、库房、土地使用费以及新建800平的辅助房和2500平的生产厂房。
股份上，上一厂占50.8%，石二厂占49.2%。
由上一厂控股。
1996年1月，项目正式启动；5月14日，第一批1.5万锭的设备抵达石河子；9月1日，新申纺织公司正式投产。
在90年代，这种大规模、横跨整个中国的搬迁，能够当年启动当年投产，是非常迅速的。
随后几个月，第二批1.4万锭设备也抵达了。
但问题很快就出现了。
前面我们说了，双方出资是以设备技术和生产用地作为出资，所以要有一个估值的过程。
转出的3万锭设备，在上一厂的账面中净值是398万，委托上海的评估机构评估为1099.37万，升值176%；石河子提供的厂房，在其账面中净值是393万，委托石河子的评估机构评估为456万，升值16%。
隐约觉得有点不对了是吧。
更麻烦的问题是，上一厂转到石二厂的这3万锭设备里，1.6万锭（第一批）是A515型，1.4万锭（第二批）是A563型。
其中A515型是1983年由老旧细纱机改造而来的机型，属于“发挥余热”类的改良型机器；A563型则是1960年代的机型。这两个机型前者在即
将淘汰列表中，后者已经明确淘汰。
你应该明白问题在哪了。
并且公司建立是要流动资金的，上一厂出的是设备技术，石二厂筹不出流动资金，项目配套的那3000万贷款进程缓慢，最后还是找到新疆建设生产兵团，兵团领导特批借的。
这种情况不止一家，其它项目也有。
比如新疆库尔勒棉纺厂和广东番禺市棉纺厂的一个项目（该项目在东锭西移中，但未列入贷款计划，所以前面没写到)。
这个项目中，番禺转出的3万锭设备不提供拆卸、运输、安装、调试服务，得库棉厂自己去拉回来安装，并且这套设备在卖出前一直处于“抢生产”的状态。
就不说设备情况了，这么描述吧，双方的条款规定是，若设备安装后不能正常运转要扣去10%的违约金，番禺棉纺厂收到货款后，直接不要这10%的违约金了。
这些是钻空子的。
也有冤的。
比如新润纺织项目这个厂由石河子八棉、广东汕头纺织、香港润灿公司三家公司合资筹办，引进的棉纺设备为瑞士和德国的两条配套生产线，采用电脑接头全封闭送棉，自动化程度高，技术先进。
但因为是一次性买断，不符合产能转出，无法享受到相应的优惠贷款政策。
总而言之，东锭西移的情况就是这样。
规划是对的，执行全跑偏了，不管有意还是无意。
你看看吧，多可笑。
1997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明确指出要把严重亏损的纺织行业作为国企改革解困的突破口，要求3年之内压减落后产能1000万锭。
1998年1月23日，上海敲响压锭砸锭的第一锤，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到场参加。
并且为了防止机器流入黑市，细纱机用大铁锤砸毁后，还要送到钢铁厂高炉，由钢铁厂签字后才能通过。
1999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袁刚明教授在新疆实地考察调查后发出报道，标题为《如此“东锭西移”于西部纺织业何益》。
文中非常辛辣，“东部设备的残存价值，通过向西迁移与西部困乏贫弱的资本相结合，活力焕发，实现了在东部本地不可能实现的惊人升值。”
顺嘴一提，袁刚明后来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2023年接受媒体时表示，五一调休是动了脑筋的做法，做得非常好。然后被不明就里的网友冲上热搜。
我们在开头说了，后来各种计划都应用了东锭西移的经验。
这种经验分两方面，规则的和利益的。
规则的经验是，东锭西移的政策存在漏洞。
在东部，这些旧产能本来就要淘汰，现在转到西部不仅省去很多麻烦还有配套资金，何乐而不为；在西部，因为配套资金贷款是“硬贷款”，只要达成就给，所以转入地在配套资金的激励下容易放宽标准，再加上相对东部本来就贫困，标准一放宽就如成了双向八车道。
上一厂和番禺厂等转出方有错，但板子不能光打一人，也不能否认政策的不适应之处。
在利益方面，则要拿把握得多。
东锭西移带来的利益经验不是从砸锭结束的，相反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东部，这些老旧产能本来就要淘汰，淘汰也是有成本的，要拆卸、要运输，还要给下岗职工补
偿。东锭西移一出，这些问题迎刃而解，老旧产能全部转移给西部，还能故意估高产值拿到股权。
不仅不用花钱，还赚了。
后来强行压锭砸锭，产能砸了。
可惜吧，可惜。
但也赚了。
因为压锭之后就要下岗相应产能的工人。如果是自己淘汰产能下岗职工，就要和职工协商和赔偿，但压锭砸锭是国家计划，就变成职工和中央来协商和赔偿了。
这就是权责出现了错配，上面管得太死，地方就顺水推舟扯大旗。
所以后来的各种计划，南水北调、西气东输、东桑西移、东数西算等等，在权责分配和利益分配上非常清晰，再没出过这档子事。
至于后来的具体方法，这些就是政治的智慧了，我没能力阐述。
东锭西移这事实话说，不算大，后来的这些计划每个都是它的规模数十倍甚至百倍，也就没有人去深究或表态。
除了2010年1月6日，中国纺织报发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是讲述纺织企业纷纷西移的形势，里面写了一句话，“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过程中，新疆纺织行业吸取当年‘东锭西移’的教训”。
2000年，国务院成立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由朱镕基担任组长。
这就是西部大开发计划的起源。
2009年，《纺织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发布，里面明确提出，支持大企业集团把产业链移入新建，发展产业链。
2013年，“一带一路”提出，新疆是产业出海的重要窗口。
你会觉得这是不是又是一次东锭西移。不是。
如果说东锭西移是一次带有行政指令色彩的产业链迁移尝试，那么从西部大开发到一带一路，就是开拓出一片市场蓝海之举。
翻译一下就是：这里有市场，在中欧、中亚、中东还有更大的市场，我们没有要求你来新疆，但如果想要出海，你就会经过新疆并落脚。
中国体制下，计划存在政策漏洞，政策设计不合理，缺乏有效监管。
利益驱动下，利益分配不均，各方行为扭曲。
中国土地上，总有笑话，又一笑柄
赞(81)